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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朱拉伊:青蒿素改寫世界規則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

    ——葛洪《肘後備急方》


    2015年10月5日,屠呦呦因發現青蒿素而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科學獎項的本土中國科學家,消息傳來,舉國同慶。

     

    不過這對於廣東AG亚游集团集團總裁朱拉伊來說,卻隻能說是“有喜無驚”。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屠呦呦獲獎之前,朱拉伊已經連續投資了12年的青蒿素項目。

     

    廣東AG亚游集团集團有限公司總裁朱拉伊


    “屠呦呦獲獎的時候,我就在想當初為什麽要投資青蒿素項目?”朱拉伊看向茶幾上擺著的幾盒以青蒿素為主要成分的治瘧藥物,“從經濟效益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好項目,但從社會效益來看,它是值得投入的。”

     

    “我自己是學醫出身的,知道是中國人發現的青蒿素,而它的發現能夠拯救無數的生命。所以當時我就想,這個項目如果不繼續做下去,那實在是太可惜了。”


    屠呦呦發現了青蒿素,李國橋將青蒿素應用在臨床,朱拉伊為青蒿素藥物的創新、推廣、生產提供資本支持。這是一張完全由中國人打造的“中國名片”。


    “沒有市場不代表沒有作用”

     

    2003年,廣州中醫藥大學首席教授李國橋正準備開發第四代青蒿素抗瘧藥物,一個重大問題卻出現在他麵前:原有合作方決定不再繼續投資。

     

    李國橋教授


    在那個時候,離屠呦呦獲獎還有12年的時間,青蒿素尚未聲名大噪。況且中國並非瘧疾疫區,就算藥物順利研發成功,也幾乎沒有國內市場。而藥品本身的特殊性,又使得進軍國際市場充滿了極大的不確定性。

     

    從任何角度來看,這都不是一個好的投資項目。

     

    無奈之下,李國橋教授找到了朱拉伊。這位廣東AG亚游集团集團的總裁,曾經是他的學生。

     

    朱拉伊是1978年考上的大學,也就是全國恢複高考的第二年。其時廣州中醫藥大學還叫廣州中醫學院,而朱拉伊在學時,李國橋教授正好擔任他們學院的副院長。

     

    因此,一方麵出於自己的專業判斷,一方麵出於對李國橋教授的信任,朱拉伊很快就作出決定:投資青蒿素複方藥物的研發。即使這一決定在當時許多人看來都“不太能夠理解”。


    “青蒿素是中國上個世紀最偉大的發現之一。雖然我知道它沒有市場,但這並不代表它就沒有作用。”停頓數秒,朱拉伊又補充道:“這樣的項目不繼續做下去太可惜了。”

     

    李國橋教授的專業團隊並沒有讓朱拉伊失望。三年後,也就是2006年,他們所研發的複方青蒿素藥物Artequick獲得了國家一類新藥證書;2007年,團隊正式在非洲島國科摩羅的莫埃利島開展示範項目。

    第四代複方青蒿素抗瘧藥Artequick



    科摩羅複方青蒿素清除瘧疾項目推進現場


    中國-科摩羅複方青蒿素清除瘧疾項目團隊合影

      

    “中國方案改寫世界規則”

     

    作為世界最具災難性的三大疾病之一,瘧疾至今依然在全球91個國家中肆虐,超過2億人口受瘧疾困擾。僅在2016年一年,全球因瘧疾而死亡的病例就高達44.5萬例。

     

    瘧疾是一種流行性傳染病,主要依靠蚊子叮咬進行傳播。因此傳統的防治措施,就是通過控製蚊子來掐斷瘧疾傳播渠道。相比之下,用青蒿素治療瘧疾則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方法——它能直接消滅人體內的瘧原蟲。

     

    李國橋教授所發明的“快速滅源滅瘧法”(FEMSE),是一套以複方青蒿素藥物為核心、全民服藥、係統監控的治療方案。這一套方案在非洲取得了令人震驚的成果:在短短不到七年的時間裏,非洲島國科摩羅瘧疾發病率降低了98%。

     

    在第二屆中非部長級衛生合作發展會議上,科摩羅副總統穆哈吉表示,在這套治療方案的作用下,科摩羅全國瘧疾住院率從42%降到0%,2014年以後更是不再有死亡病例出現。

     

    科摩羅衛生部部長穆薩·瑪赫瑪說:“要問是誰幫助科摩羅抗擊瘧疾,毫無疑問是中國。中國是科摩羅的兄弟,中國是我們最重要的合作夥伴。現在每個科摩羅人都知道,中國人幫助了我們戰勝瘧疾。” 


    這是人類曆史上首次通過群體該藥物幹預,使用中國原創藥幫助一個國家快速控製瘧疾流行。其獨特的快速除瘧方法為全球瘧疾防治提供了新路徑。通過“以醫帶藥”的方式,摸索出了中醫藥走向世界的新模式。


    談到這裏,一直對自己的成就不願多談的朱拉伊,也忍不住多說了幾句。在他看來,中國抗瘧項目,是最接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的。不受瘧疾困擾的中國,發現青蒿素,研發生產治瘧藥物,設計抗瘧的係統方案,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世界上像非洲這樣還存在瘧疾的地方。

     

    不過,青蒿素走出國門的過程,比我們想象中的還要困難得多。“藥品不像一般的產品,市場準入規則非常嚴格。”而非洲因為受到其殖民地曆史的影響,各個國家在準入標準上更是互不相同。“以前是英國殖民地的國家,用的是英國的標準;以前是法國殖民地的國家,用的又是法國的標準。每個國家都不一樣,推廣的難度非常大”朱拉伊說道。

     

    另一個難關則是來自於相關國際組織。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把持了新藥審核與評估的標準。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自主研發的新藥很難獲得國際組織的認證。

     

    “我們剛開始推廣治瘧項目的時候,世界衛生組織是不認可的。”朱拉伊說。西方國家作為“遊戲規則”的製定者,從整個既有體係中獲得了經濟與製度上的雙重利益。中國這個“新玩家”的加入,勢必會在某種程度上對既得利益集團產生影響。

     

    然而,世界衛生組織現有的治瘧方案,不僅成本相對高昂,在現實效果上也並不十分理想。2016年全世界共發生瘧疾2.16億例,比2015年增長500萬例。就算與2010年相比,也僅僅下降了2100萬例。

     

    “數據充分顯示,世界衛生組織現有的治療方案,並沒有取得令人樂觀的成效。”朱拉伊說,中國的這套方案,顯然要比原有的更加優越。

     

    在科摩羅取得驚人成果之後,世界衛生組織的態度也開始出現鬆動:世界衛生組織先後在2015年和2017年發布了關於全民服藥的操作指南,並推薦在瘧疾控製和消除等4類場景中使用這一方法。世界衛生組織多次邀請開展科摩羅抗瘧項目的廣東青蒿抗瘧團隊代表到日內瓦參加全民服藥的主題研討會,先後在2015年和2017年發布了關於全民服藥的操作指南。

     

    中國方案用自己的力量改寫了世衛組織的“遊戲規則”。

     

    “中醫是一種很深邃的智慧”

     

    朱拉伊從商30年,集團業務涵蓋了房地產、能源、科技、環保等眾多領域,可他似乎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的“老本行”。

     

    高中畢業以後,朱拉伊在家鄉梅州豐順縣當了四年的“赤腳醫生”。1983年從廣州中醫學院畢業後,他又再度回到家鄉從醫。直到1991年“棄醫從商”,朱拉伊前前後後已經當了11年的醫生。

     

    但要說“棄醫”,其實也並不準確。一方麵,AG亚游集团集團從2000年開始進軍中醫藥產業,旗下擁有鄧老涼茶、紫和堂等醫藥品牌;另一方麵,朱拉伊個人也一直保持著對中醫藥發展的關注與熱情。隻要一談起中醫,原本沉默寡言的他,立馬就變了個人。

     

    近些年來,有關中醫的爭論不絕於耳,甚至有聲音認為中醫是“應該被徹底拋棄的偽科學”。這樣的觀點對於朱拉伊來說,是完全無法認同的。

     

    在他看來,不論是中醫還是西醫,其本質上都是一種主流醫學,“中醫不需要經由西醫來證明它的效用。”這兩種存在於不同體係中的醫學流派,“可以相互補充,但不能互相取代。”

     

    “中醫是中國人在幾千年的文明發展曆程中,在長期的實踐中去發現、挖掘出來的,為中華民族的連綿不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朱拉伊又補充道,“中醫不僅僅是醫學,更是哲學、文學、曆史學。它是一種很深邃的智慧。”

     

    2006年12月,在朱拉伊的推動下,一塊刻有“青蒿治瘧之源”的紀念碑被立在了廣東惠州羅浮山,這個傳說是葛洪當年采藥的地方。從立碑初期的無人問津,到現在越來越多的遊客慕名而至,石碑似乎也成為了這十多年來青蒿素地位改變的一個縮影。  


    內容轉載自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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